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组建由民间资本入股的进出口银行，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第二，我的老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同志在当天津市市长的时候，国务院下了一个关于天津滨海开发区综合试点改革的方案，让金融先行先试。比如说，像美国次贷危机是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个地方是全美甚至欧洲的保险业巨头的总部，我朋友到了之后发现尽管总部在那里，楼在那里，但是那地方像个死城一样，就是它没有交易在那里，所以没有人会说哈特福德市是个金融中心。但我同时想告诉大家，也是我在深交所当老总的时候就曾说过的，从纯技术上讲，在无纸化交易下，即使在青海的沙漠里也不是不能搞交易所，因为我们交易所的撮合成交都是通过卫星来实现的，它是个无形的市场。后来他跟我说，你看义乌那个地方，从一个小村子成为一个那么活跃的市场，甚至开始有金融大楼在那里盖起来了。它是先有市场交易，再有金融发展，而不是一个地方建一条街的高楼大厦，这个楼叫财富中心，那个大厦叫金融大厦，就是一个金融中心了。也就是说，金融中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会把一些实业往周边赶。
这可以说是挤出效应吧。就比如说前两年资本市场、地产市场很火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企业老板会卖掉自己的工厂去做股票投资，或者是地产投资，现在都忙着搞私募股权投资。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
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 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其中最为人 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
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不能确定的是，萧条爆发的时间、 方式以及它将以何种形式在中国的社会及政治层面催生连锁危机。
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 济增长。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 不逊色。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 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
现在不调 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的从天而降。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 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
求诸历 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比如 一战和二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
在1929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
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 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 重大的调整。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全球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 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我们行走在何处？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
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事实上，一战和二战正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趋于瓦解的一个症状。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体 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
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可能已经铸就。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
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的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 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十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 路。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素相匹敌。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三十年的急速扩张。
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 ，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
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 而鹤立鸡群。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 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 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
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两个因素相互接 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